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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现代思维

时间:2014-09-09 来源:河南安阳 热度: 在线咨询: 994241887 1259451320
《周易》是一部古经,也是流传至今最古老又具有完整体系的哲学典籍。研究《周易》哲学思维方式,不仅是正确分析和评价中国古代哲学思维成果的需要,也是适应和推进传统思维向现代化思维转化的需要。为此,本文仅就《周易》思维的基本特点、现代思维的基本特质及其相互关系,谈一些肤浅的认识。
 
一、《周易》思维的基本特征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5页)这表明思维总是同社会历史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周易》思维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产物,它具有时代的特色。综观《周易》思维方式,它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不确定的形象性。这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主要形式,在《周易》中表现尤为突出。《易经》中六十四卦,都是采取了形象思维的方式来暗喻哲理。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出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出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孔颖达也在《坤》卦“初六”爻辞的《正义》中解释说:“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诗》之比喻也”。他指出:《易经》或者取天地阴阳之象以明义,或者取万物杂象以明义。按照孔颖达的释义,《乾卦·初九》“潜龙,勿用”,这就是用深潜在水里的龙,形象比喻人们应当隐居不出,静处不动。而《坤卦·初六》“履霜,坚冰室”,则正是用人刚刚站在打了霜的地上,而坚冰不久将至,来比喻人事的吉凶,都是逐渐地发展而来的。 
《易经》的特点不仅仅是卦辞、爻辞用形象喻意,而卦图更是古代形象思维的集大成者。我们以乾、坤两卦为例来说一下八卦的象征意义。 
 
(≡)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这些象征意义还可以推广开来,涉及到社会生活及自然界各个方面,以致到人体上的不同部位。 
乾卦推广,象征日、阳、男、朝廷、君主、君子、刚健、父亲、人的首。 
坤卦推广,象征月、阴、女、黎民、臣仆、小人、柔弱、母亲、人的腹。 
 
八个基本挂图都有其象征意义,也都有他引申推广的象征物。《易经》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八卦所象征的自然物变化发展而来的。以八个基本卦两两重叠,八卦演成六十四卦,这样才能“尽万物变通之理”。六十四卦的构成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同一经卦自相重叠,如乾卦(≡)、坤卦(☷)都是由两个相同的经卦组成的;另一类则是两个不相同的经卦互相重叠,如屯卦(_),是由坎卦和震卦组成的。这样的卦共有五十六个,无论哪一种,其内卦和外挂总表现为一方面为主要的,另一方面是次要的。如咸卦,其卦图是( ),艮下兑上。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这表示少男在追求少女。因此,这一卦中,内卦为主,外卦为次。由八卦演成六十四卦,更加丰富多彩地象征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咸卦中已不再是单独指少男或少女,而是形象地表达了少男追求少女的过程,加上卦名和卦辞,我们会看得更加清楚。卦名“咸”,《喙传下》解释:“咸,感也”,或者“动也”,再与卦辞“亨,利贞。取女,吉”结合起来,这就是说,少男追求少女,贵在沉着,不易轻举妄动。于是少女受到感动,成为夫妇。这样婚姻才是吉祥的。再例如,渐卦的卦图是( ̄),艮在下簨在上。艮可象征山,簨可象征风,合起来象征着山迎风,风吹着山,簨可以比喻人们之间的融洽。 
 
《周易》有卦、爻形式,卦有卦象,爻有爻象。卦的本义是“悬挂物象以示人”。爻的本义是“仿效万物之象”。古人通过观察、模拟、仿效自然的方法来认识世界,用《周易》的卦象、爻象来象征万物之象,因象明义,随意发挥。因此,《周易》思维的形象性是不确定的。冯友兰先生认为,《周易》是一部宇宙代数学,六十四卦是个空套子,随便带入什么都可以。这种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八卦或六十四卦,基于两个简单符号,阴爻和阳爻。阴爻和阳爻相错综可以组成不同的卦象,以同一卦而论,随情境不同又可代表不同的事物,如《周易·说卦传》所记,“乾,为天,为圜、为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等等,为类甚繁。因此,《周易》被认为是“广大悉备”,“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周易》思维的形象性,而这种形象性又不应当认为他就是某一种固定意义,固定的象征,而是一种不确定的形象性。
 
(二)直觉的整体性。直觉的整体性是《周易》思维的又一个主要特征,《周易》思维与西方的理性、分析思维不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成为两千多年来训练人的思维的工具。中国古代没有这样的形式逻辑,靠什么来训练人的思维呢?靠《周易》。《周易》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六经》之首、三玄之一。它提出了整体论的初步图式,把一切自然现象和人事吉凶统统纳入由阴(--)阳(—)两爻所组成的六十四卦系统,并且具有初步的时空态和自我调节作用,但它和占筮等宗教迷信尚未分开。《易传》进一步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整体观,和空间方位、四时运行联系起来,以“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有机论为其轴心,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式,为整个传统思维奠定了基础。
 
中国传统思维习惯于将事物分为对立的两个方面,在其相互制约、消长、转化中把握事物的整体。把思维对象放置在对立的两个方面中去把握,可以从全面联系的整体中反应对象,这是思维过程的整体性。通过这一整体性过程的作用,所产生的认识成果也具有整体性的特点。运用整体思维的成果,去改造自然,也表现出整体思维的倾向。所以,思维的整体性是指思维对象、成果以及运用思维成果对思维对象的改造,都呈现出综合的整体观念。中国传统思维不仅是整体的,而且又是直观的。当古人把认识客体作为混沌的整体来认识时,不能依照严密的逻辑规则去探求,而只能采取直观的方法去把握。所以,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性,又具有直觉的特点,故称之为直觉的整体性。 
 
这种直觉的整体性在哲学的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儒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的“混沌无序”两种形式。
 
“天人合一”是儒家整体思维的基本形式。这种思维方法是把对外在客体世界(天)的追求与对内在主体世界(人)的探索视为相分不杂而又相依不离的一种思维方法。在中国哲学中,它被作为具体的思维方法而广泛运用。“天人合一”的实质是把人和自然看作一个互相对应的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中,人和自然界不是处在主客的对应中,而是处在完全统一的整体结构中,二者具有同构性。即可以相互转换,是一个双向调节的系统。“天人合一”整体观的进一步分化,出现了“知行合一”说与“情景合一”论。“知行合一”强调的是知识与行为、道德与践履的贯通统一;“情景合一”追求的是主客一体、物我两忘的美学境界、“天人合一”、 “知行合一”、 “情景合一”这三个命题,以最高的抽象表现为中国传统思维追求统一和完整的旨趣。
 
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儒家整体思维的代表,那么“混沌无序”则是道家整体思维的基本形式。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把“道”描述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混沌”。道家所说的“混沌”,也是原始未分化的宇宙整体。混沌作为一个整体,他没有把其中各种各样的事物分门别类地分离出来,予以确定性的形象。它也没有把恍恍惚惚、混杂无序的状态,使之清晰化有序化。正是由于混沌是无序的,所以混沌无序才被道家视为盘古开天地之前的世界整体状态。而混沌一旦破裂,按着既定的程序演绎出天地万物人类之后,便开始从无序走向有序。 
 
直觉的整体性在逻辑上表现为模型式推理法。《易经》的阴阳八卦,是整体思维的初步模型图式,认为天地万物和人事活动都不能超越这个模式。《易传》则进一步提出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模型式推理方法,形成了有机整体论的思维模型。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模式,也是一种推衍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切现象的整体模型式推理法。后来八卦和混沌思维被太极(道、理)和阴阳五行思维所代替,标志着有机整体思维模式的正式完成。经过两汉经验论和玄学、佛学的本体论,直到理学范畴体系的完成,这一思维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而是更加完善了。 
 
(三)朴素的辩证性。《周易》思维从相互关系中、从发展变化中考察问题、分析矛盾,是一种古朴的辩证思维。《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把阴阳“相摩”、“相荡”看作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用“阴阳不测”表述这种变化。这一切在以后的发展中,又被归结为“无独必有对”、“物极必反”和“一”与“两”的命题。但是这种辩证思维,一方面说明了整体系统的有序性原则,另一方面却又是一个以追求和解、协调、统一为目的的封闭循环系统。老子的“反者道之动”,被看作是重要的辩证思维原则,一切都是两两对立的,一切对立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老子一方面主张对立转化,另一方面却以“和”与“常”为最高原则,“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其光,同其尘”,即在对立中求和解,在动中求静。《易传》最主张对立冲突,但“天地尊卑”,阳尊阴卑的地位却是不变的。所以这种辩证法,在思维方法上,即表现为循环论证,阴阳互为补充,刚柔互为因果。在思维原则上,主张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变化中求不变。“常道”作为思维的根本原则,居于对立之上,一切对立和变化都是在这一原则下的自我调节。因此,万变不离其宗。其根本目的,是维持整体自身的平衡、稳定和常态,这就是朴素辩证思维的方式或模式。它缺乏对立的冲突和批判否定精神,表现了传统思维求稳防变的重要特征。 
 
从整体结构来看,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可以归结为两大系统:一是《易传》为代表的儒家重阳刚的辩证思维,其要点是强调“阳”的创造力及其功能;一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贵阴柔的辩证思维,其特点是强调“阴”的融洽力及其作用。 
 
老子的辩证思维是深刻、丰富、发达的,其中“柔弱胜刚强”代表了老子贵阴柔的辩证哲学。这种辩证哲学本身的阴柔机制,必然使辩证法导向追求公允、和谐的循环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为复命,复命曰常”。“复”就是循环往复,“常”是恒常,协调的意思,即自我调解后的一种和谐、统一状态”。与老子贵阴柔的辩证哲学互为补充的是《易传》重阳刚的辩证哲学。《易传》主刚健的辩证哲学,主要表现在提倡斗争和变革的思想,它补充了老子被动、守柔的片面性。但是,又由于它强调“天尊地卑”、“阳上阴下”的地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易传》主刚健的辩证法成了致力于保持这种最高和谐的工具。 
 
综上所述,不确定的形象性,直觉的整体性与朴素的辩证性,是中国传统思维,特别是《周易》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这些思维特点充分表现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并在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美学理论和建筑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广泛运用。 
 
二、现代思维的基本特征 
 
现代思维是指与现代实践相适应的科学的思维方式。现代思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时代,传统的稳态社会正在逐步向复杂多变而又结构严谨的现代化社会迈进。这一历史进程,必然引起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因此,有必要探求并建立与现代时代相适应的现代思维方式。现代思维方式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一)系统整体性。所谓系统整体性,是指思维主体系统性和思维客体系统性。这是现代思维方式最基本的特征。相对于古代直觉的整体性来说,它有如下的优点:首先,它要求从对象是由要素合乎规律组成的有机整体出发,考察系统与环境、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综合把握系统整体的内在本质和外部联系。 
 
其次,它要求从系统是否具有层次性的整体出发,考察总系统与子系统、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把握系统整体的有序性状况。 
再次,它要求从系统是相对稳定和不断运动、辩证统一的整体出发,考察系统的物质、能量、信息的输入与输出、控制与反馈的相互关系,从而把握系统整体特征,把握它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这样就突破了传统思维方式的狭隘眼界,从而实现系统的结构、功能和目标的优化。这是任何传统思维方式所不能比拟的。 
 
(二)动态创作性。 动态创作性,是现代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性。其中,动态性是从思维自身的活动力和结构来说的,创造性是从思维的价值和效益来说的。 
 
思维的动态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思维运动的流动性。由于思维主体和客体的内部要素都处在运动中,这就要求在思维运行的过程中,对思维进行动态的调节和控制。思维运行的流动性强调思维在运动中协调,在变化中择优。 
 
第二,思维角度的灵活性。在思维的运思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可能存在,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也有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方案,必须选择最佳、最优者才能达到预定的思维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就是要不断调整思维角度,从各个方位,各个角度去考察问题、分析情况、研究动态。 
 
第三,思维程序的变动性。动态思维的基本程序是输入信息——输出信息——实施方案——实现目的。这一程序的变动性体现在反馈、控制、变动三要素上。反馈就是把输出信息的后果,再收集回来,以此确立下一步行动方案。反馈要素如同思维的指示器,它要求思维在矫正偏差度基础上,不断地逼近目标。控制就是为了实现对客体改造的目的,不断对思维结构进行改造,使思维能力不断扩大,思维活力得以充分发挥,更有效地控制周围环境的变化,使自己获得主动权。变动要素指思维过程出于不断变动中,不断地调整各方面的关系,使思维在各种不同变化情况下,作出相应的反应。 
思维的创造性具有两个显著标志: 
第一、思维方法的非逻辑性。创造性思维常以不合逻辑和违反常规的形式出现,具有非逻辑的特点。其可贵之处,恰恰正是在于它突破了一般逻辑思维与通常经验的局限。 
第二、思维成果的创造性。所谓思维成果的创造性,是指其独创性、价值性和真理性的统一。独创性指思维成果的不同凡俗、独出心裁;真理性指思维成果的科学性。 
思维的创造性与动态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只有在思维中贯彻创造性原则,思维才真正是动态的;而思维创造性的完成,则意味着人类思维的一个动态的新的程序的形成。动态创造性作为现代思维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现代实践中,日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三)多元的立体性。多元立体性是一种多元重叠、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结构。首先,他要求人们在思维过程中进行比较,认清对象在坐标系中的确切位置,把研究每一网络在整体系统网状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解决系统矛盾的关节点;其次,要全方位观察,对事物空间关系的考察,不能仅限于矛盾双方的双向平面结构,而是多维或全方位,即上下左右前后等立体地看问题,方方面面都要顾及;再次,要交叉思考,研究复杂系统,要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新型的横断科学以及边缘、综合等科学结合起来,互相取长补短,充分应用各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去解决各种矛盾。 
 
关于现代思维的基本特征,还有许多,如量化精确性、人机互补性、超前预测性等等,在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总之,现代思维方式的形成标志着人类的认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也是人类思维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的里程碑,它所产生的思维功能必将推动和促进各项事业迅猛发展。 
 
三、现代思维是对《周易》思维的扬弃 
 
现代思维总是从历史上传统思维演化而来的。因此,现代思维不是对《周易》思维的全盘抛弃,而是扬弃,它既克服、抛弃了《周易》思维中消极的东西,又保存和继承了《周易》思维中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我们通过对《周易》思维和现代思维两个特点的比较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扬弃关系。
 
(一) 直觉的整体性与系统整体性 
在直觉的整体性与系统整体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二者既有同一的一面,又有相疑的一面,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第一,现代思维的系统整体性继承了《周易》思维直觉整体性的优点。《周易》思维强调“天人合一”,是视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为一有机整体。这种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的整体联系中,存在于一个浑浊未分的整体之中,便于人们从整体上、全局上把握客体。正式这种传统思维的整体性,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中国古代医、兵、农、艺四大实用文化之所以能够遥遥领先于世界,无不受益于中国传统思维的整体性。例如,《孙子兵法》从整体性原则出发,把敌我双方看作是互相作用的整体,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辟见解。也是这种传统思维的整体性,启迪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直觉的整体思维对于民族智慧的发展,对于创造性能力的锻炼,起着方法论的作用。还是这种传统思维的整体性,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既存在有民族矛盾、斗争,国家分裂的情形,也存在有民族融合、团结,国家统一的情形,并且以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为历史的主流。这种情况与传统思维的整体性有密切的关系。整体性既是中国古代思维的基本特点,也是它的优点。
 
现代思维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思维的优点。作为现代思维特点的系统整体性,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若干部分(要素),按照一定形式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这种整体原则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大整体(系统)。按照不同层次从不同角度可以划分无限多的整体(系统)。每个整体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同时又是另一个更大整体的子整体。这样,整个宇宙,从天到地、从人到物、从至大到至微,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层层相联、环环相扣的网状有机整体。为此,人们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都要从整体性出发,唯有这样,才能探赜索微,取得科学成果。 
 
由此看来,作为中国古代思维特点的直觉整体性与作为现代思维特质的系统整体性,在血源上是相通的:古代直觉的整体思维是现代系统整体思维的胚胎,它蕴含有现代系统整体性的因素;现代系统整体思维是古代直觉整体思维的高级发展阶段,是立足于现代科学基础之上、变异了的古代整体思维。所以,整体性成了传统思维向现代思维转化的契机。 
 
第二,现代系统整体性与古代直觉整体性又有着重要区别。系统整体性毕竟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理论,以现代实践为基础,因此它与古代直觉的整体性又有着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我国古代思维的整体性是一种直觉的整体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维的模糊性和笼统性。古代直觉的整体观,虽然把认识建立在整体性上,但它自身有两个根本性缺点:一是,作为思维出发点的整体,是建立在直觉的思辨基础之上,而不是也不可能建立在系统的综合之上。二是,它强调了整体的性质,但却忽略了对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研究,在认识整体的过程中,缺乏对部分的精细分析。由于这两个缺陷就决定了直觉的整体性对事物的把握缺乏科学实验的基础,对事物的认识缺乏整体与部分、分析语综合的辩证方法,而仅是以直觉为基础,运用模式、类比等方法,达到对事物总体的认识,其结果不仅对事物细节缺乏足够的了解,具有明显的模糊性、笼统性,而且总体认识也具有模糊、笼统的一面。其后果遏制了思维向形式系统方面的发展,即忽视了形式逻辑、定量分析和细节研究。这是造成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 
 
其二,直觉的整体性在逻辑结构上建立在模型式推理基础之上,这就造成了思维的类比性和比附性。所谓模型式推理,就是从一种基本模式出发,按照一定原则,把有关对象统统放在这一模式中进行推理。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都要建构一种“世界模式”,以此作为一切推理的依据。而这种不着边际的推理,牵强附会的现象很多,造成了思维的不科学、不严密。例如《鼎·九四》爻辞,“鼎折足,复公踈,其形渥,凶。”来比附推论大臣不贤,国家将倾,其结果“凶”。这样生拉硬扯、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放在一个模式中进行推理,就忽视了系统与要素之间的差异和系统间不同层次的特点。同时,这种机械的类比、比附式推理也大大限制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发散与深化。类比式比附往往着眼于把事物纳入一个模式的框架之中,然后给予一种固定不变的笼统解释,而对于事物特殊的本质、规律、机制、功能则不大过问,这样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之中,不能从物物相比中揭示出规律来,所以也就不能使思维向广度和深度延伸,不断开拓新领域,不断开辟新局面。 
 
通过对直觉整体性与系统整体性重要区别的分析,可以看出《周易》思维具有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陷,这些弱点和缺陷在现代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但是,这些弱点的缺陷又不是不可克服的。如将建立在经验之上的直觉性改造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将模式推理引向现代逻辑推论,将类比、比附方法导向分析方法,就可以深入事物的本质和内在根据,而与现代科学思维相勾通,开创新的思维格局。 
 
 (二)朴素的辩证法与动态创造性 
现代思维的动态创造性是辩证法发展法则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动态创造性就是辩证性。但是作为现代思维的辨证性是以现代科学理论和现代社会实践为基础的,并广泛存在于各种现代思维方式之中的。所以,现代思维的辨证性与古代思维的朴素辨证性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异性。
 
首先,二者之间有同一性。现代思维的辨证性与古代思维朴素辨证性都主张从事物的相互关系中,从发展变化中,考察问题,揭示万事万物都在运动和变化的法则。这是两则之间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构成了传统思维的朴素辨证性向现代思维的动态性即辨证性转变的媒介。 
 
其次,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表现为古代思维的朴素辨证性是矛盾和谐的辨证性。这种矛盾和谐的辨证性本身具有两个缺陷。 
第一、缺乏思维的创造性。追求矛盾和谐的思维方式,铸成了中华民族自尊自立、守旧的民族性格,缺少进取、创新的民族精神。追求矛盾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已沉积为中华民族的社会心理结构。在这种社会心理结构影响下,恪守中庸之道,讲究容忍为本,崇尚循规蹈矩,成为中华民族的典型性格。中华民族这种礼让有余、抗争不足,宁可舍生、也要取义的民族气节,虽然成为一种一直流传下来的美德,但“止于至善”也抑制了不断进取和突破的创造机制,限制了充满生机的激情和行动,导致中华民族缺乏奋力拼搏、积极创新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再以思维形式反映出来,表现为缺乏思维的创造性。 
第二、缺乏真正的动态观念,最终陷入循环论。古代思维矛盾和谐的辨证性也主张把整个世界看作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它追求矛盾的和谐统一,辩证法达到某一高度便凝滞了,所以这种辩证观缺乏真正的动态观念。由此带来的是把整个世界的发展看作是金、木、水、火、土的相生相克,互相循环。古代思维中的辩证观囿于自然经济的经验的限制,只能是一种循环论的辩证观,还没有上升到真正的动态高度。由此可知,虽然古代思维的辨证性与现代思维的动态性有着必然联系,但是这种联系的实现,只能是对传统思维科学改造的结果。
 
现代思维的创造性与古代思维的直觉性之间,也存在着有机联系。创造性思维是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的综合运用,所以直觉思维包含有通向创造性思维的因素。这种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直觉性中蕴含有天才的预见。只要人们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顺应客观规律进行探索,就能在某一方面标新立异,有所创造,有所发现。如中国古人认为天地未分之时,宇宙是一混沌。这是依直观而诱发的直觉。这种直觉将宇宙追溯到最简单的混沌状态,但其中却蕴含“混沌科学”的天才预见。这一天才预见给现代混沌科学研究以启迪,为有序的统一,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统一,开创出新的途径。另一方面,是直觉性可以诱导人们敏锐地发现问题,从而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打开突破口。人们常常为不能解决问题而陷于困境,直觉性可以在人们冥思苦想之际,诱导人们突然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开拓出新的知识层面。所以,古代思维的直觉性与现代思维的创造性是息息相关的
 
诚然,古代思维的直觉性具有浓厚的直观性和经验色彩,影响了思维的科学性,也妨碍了直觉性在创造性思维中作用的发挥。因此,要想使直觉性成为古代思维向现代思维转变的桥梁,就必须对它进行一番现代化的改造。 
 
综上所述,《周易》思维的直觉整体性、朴素辨证性和现代思维的系统整体性、动态创造性之间,既有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一面,又有互相对立、互相悖逆的一面。为了适应现代实践的需要,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我们民族几千年的思维史,去糟粕,取精华,把我们民族的传统思维方式同现代科学思想结合起来,以在改革开放中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姓名学,汉字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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